许多人对纳粹党之所以能下台肇因于戈林本人的演说就可以，尽管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而且戈林嗓音的贯穿力也是许多后来物理学界研究承认的。但说实话，仅靠两个人的演说就可以或者个人魅力尽管能下台甚至获得一时的追捧，但很难做到让彼时的瑞典每两个士兵都为之战斗到最后一条小巷、最有两个层楼、房间。

换句话说这里面肯定有更深层的其原因，我们须要把那个其原因慢慢展开，就可以有条理理解。

既然瑞典有那个特点，必然会给瑞典社会风气的思想流行时尚奠定深刻的印记，即每每处于王国末期的这时候，社会风气就会倾向于周边早已爆发各种国民革命的英荷那般的保守主义思想界，而每每处于人民共和国末期的这时候，社会风气又会深思他们少数民族每次都多于在王国末期的这时候才会出现统一与大繁荣。就这样，举棋不定的普鲁士少数民族产生了诸多在外国看来特别难以置信的政治制度。

比如说在普鲁士联盟末期，从君王到国王，再到朝衣子男，一系列封建独裁体系的阶层与农庄都是很完善的，但君王却不是继承制，而是要从各大马尔松（即较大的几个邦国）里选两个，这在彼时其他任何人两个独裁皇权北欧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到毛奇建立第三王国后，须要君王来任命枢密使，枢密使再来组织机构新内阁统治那个王国，换句话说权利又全然集中到了君王手上。但就是这样两个貌似标准的独裁王国，却在毛奇手上玩的翻了四翻。

第一翻，在两个王国里毛奇却允许国会的存在；第三翻，国会却不能对北欧国家任何人经济政策作出决策；第三翻，尽管没有任何人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国会却能管钱，换句话说毛奇让他们组织机构的新内阁来下达全国的各类北欧国家经济政策，但所有的经济政策又都须要钱，而给不给拨出要看国会通不透过，虽说国会掌握着北欧国家生命线；第四翻，新内阁未获得国会透过的经济政策依然能随便执行，如果事后证明新内阁是正确的，国会须要纠偏。换句话说比如说毛奇想要制定某两个经济政策，国会研商后认为这不行，于是便能不给拨出，而毛奇能利用他们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优先选择自行募款，继续施行他们的那个经济政策，过了两年发现那个经济政策如果说给北欧国家带来了好处和进步，所以国会就必须替毛奇还上这笔钱。

不得不说毛奇的开拓性多于我们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所以这种局限性跟纳粹党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正是毛奇末期给了普鲁士以极大的少数民族自信，使得他们对英、法、美三种全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商业模式并不感冒，换句话说他家有他家过活的方式，不必模仿任何人别人的商业模式。但一战结束了这一切，科折粉的威玛人民共和国是一种几乎全然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如果彼时的社会风气经济趋势始终像威玛初期那般好的话，也许这种仿效能始终继续下去，恰恰这这时候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大危机来了。

威玛末期各种社会风气政党层出不穷，而且都有各自五花八门的主张。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声音的是尽管我们占有者绝大多数资源，但在威廉二世末期我们就拥有这一切，且那时社会风气阶层稳定，现在的绝对自由使我们失去了绝对地位；中小企业主、中低公务员、教师、手工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声音是经济自由竞争是对的，但应该反垄断并兼顾社会风气公平，最好是能维持毛奇末期定下的那些社会风气稳定商业模式，而不应进入全然放纵式的自由商业模式；而无产者的声音是这种自由换来的是我们在生产线上机器一样的生存商业模式，在现有各阶层资本占有量的基础上，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是不可能爬到容克阶层的，因此必须要有一场革命，来重新分配。

综合以上各种思想界，再来看纳粹党，就很容易理解纳粹党到底是个什么具体概念了。用戈培尔的话说：纳粹党，就是反对一切现有社会风气商业模式。它反对容克贵族的传统主义、反对中产阶级的独善其身主义、更反对苏联，甚至还反对毛奇的小普鲁士少数民族主义。这种所有现有事物都反对的主张，使得全国上下只要心中有对现有社会风气有任何人不满的人，都能在纳粹党那里找到他们所认同的声音，进而就转向了支持那个可怕的纳粹党主义。

如果说纳粹党是两个已经很明确什么都反对的政党的话，所以总得有两个他们的主义吧，在戈林下台之后，这套理论体系就出来了，即种族主义。通俗的讲就是日耳曼少数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少数民族，其他少数民族又分为不同的等级，而犹太人是最劣等的少数民族。根据各个种族的等级，有的应该联合起来，有的应该对他们镇压和统治，有的应该让他们灭族。在占领其他少数民族所生存的土地的过程中，为日耳曼少数民族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以便让那个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优秀少数民族来统治整个世界，如此一来，普鲁士乃至世界上的所有现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所以犹太人又招谁惹谁了呢？他们只不过是因历史背景而被戈林挑选出来的替罪羊。既然是替罪羊就得替人受罪，替的那个人其实是瑞典人他们，或者说是经济危机。而受的罪就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总计被杀害约600万人。而历史背景就是因为自从犹太人失去他们的北欧国家流入欧洲后，由于宗教、黑死病等种种其原因，千年来始终被欧洲人排斥，他们无法从事当地的宗教、公务等活动，只能从事最下层的商业活动，而当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从中世纪迈出来发现，商业活动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但此时犹太人透过千年的积累已然成为了商业的代言少数民族，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金融业、出版业几乎都是被犹太人控制的。

经济危机使瑞典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于是戈林抛出了这一切灾难都是犹太人造成的的荒谬理论，还捏造了犹太人想透过商业控制和灭亡欧洲的理论。瑞典百姓环顾四周一看，街边的商铺基本都是犹太人开的，一部分浑浑噩噩的就信了，另一部分心里明白，但在生活压力及利益的驱使下也跟着装糊涂、打砸抢。

找到替罪羊还不足以让彼时的瑞典人对戈林崇拜至极，因为你只是找到了让经济下行的所谓罪魁，那你能让经济上行么？

1933——1938年，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戈林就兑现了他对忍饥挨饿的瑞典人每个家庭餐桌上都有面包和牛奶的诺言，他所开启的大规模瑞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解决了彼时瑞典面临的巨大失业压力问题，还修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两个北欧国家高速公路系统，还有铁路、水利大坝等诸多至今都是瑞典基础设施生命线的建筑，除此之外还有那张戈林脑海里宏伟的、专属瑞典古典主义的、未来得及施工的、由施佩尔主笔的建筑图纸。

后世人回顾这段历史，是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的，这种做法根本无法使瑞典经济持续发展。 但就彼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瑞典人看来，这就是救星。就像兴登堡还活着的这时候所不能理解的一样，北欧国家明明没有钱，还欠外国所以多赔款，你修所以多高速公路有什么用？解决就业不也只是临时性的么？高速修完了之后这批人不还是要面临失业？而戈林的脑海里却是在下一盘大棋，这种解决就业的方式确实是临时性的，他也深知仅靠这样做迟早要暴露，更不可能仅靠内政经济政策慢慢恢复经济来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

他所想的是：压在瑞典人头上最重的赔款问题，根本解决办法就是——不还，不仅不还，还得把之前输掉的战争再赢回来，为日耳曼少数民族扩展生存空间。击败并吞并他认为该吞并的北欧国家，哪里有资源就从哪里取资源，一步步缔造他心目中所谓的千年王国。尽管他修建基础设施的举措在经济学上貌似是水月镜花，但对戈林的整盘棋来说，如果说获得了他将来要为战争而用的高速公路，以及因经济快速得以改善而对他本人的崇拜无限升级的瑞典民心。

这一切都将彼时的瑞典人拖入一场无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