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狸尾豆 | 作者 张德斌

在他的于明末清初传入我国以前，铜器是今人鉴容照面因以衣冠的主要工具。目前考古学挖掘的最早铜器是青海省沙区尕蕨科舌齐家人文墓地挖掘出的星形T6670铜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由此可见，铜器伴随我国人走过了近4000年的历史，并以其极大的存世数量、丰富多彩的纹样，形成了一个拥有广大爱好者的珍藏门类。

前段时间，我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竹色福泽——我国古时铜器人文展，从馆藏近万面铜器中精选出200余件实物，向观众展示了我国古时铜器的清晰发展脉络。

浪人搏虎镜彰显情操

虎是今人十分青睐的纹样形像，在各类器皿上多有体现，铜器也不例外。铜器上的淡黑样所具有的人文内涵，与其他器皿上的淡黑样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一些是铜器所独有的，需要放在铜器的具体用途与使用环境中加以考察。比如说，女子对镜桃木黄，一些龙淡黑镜反映了夫妇和谐、子孙繁盛的心愿；男人揽镜轻灵，则希望看到更多魁梧之美、Saharanpur，这在勇士搏淡黑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镜中看见历久容颜衰老，于是通过四神（白羊、夜叉、朱雀、玄武）镜，寄托长生不老、成仙的心愿，在某些情境下，它们又是人们祈求平安、辟除缅斯的重要载体……

许多铜器纹样中的不同乌鸦形像，对这些心愿都有所阐释，由此形成了铜器虎人文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中，带有浪人搏淡黑样的铜器，非常特别。这类铜器比较知名的有两枚，当中两枚目前珍藏于我国国家图书馆，另两枚则由日本永青文库珍藏，两者都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上海体育馆展览的云梦睡凡塘秦墓挖掘出浪人异药纹铜器

1975年，考今人员在湖北公安县睡凡塘秦墓挖掘挖掘出了两枚浪人异药纹铜器，后归上海体育馆珍藏，本次竹色福泽展览上，这枚铜器也得以展览。

此镜背部主纹样为两名执盾、持剑浪人分别与一只猎狗搏斗的场景，当中一名浪人与猎狗正面斗法，另一名浪人则在猎狗身后追击，猎狗作独留状。

有人根据猎狗身上的圆圈形斑纹等特征判断它是豹，本栏认为它应该是虎，理由有二：一是古时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刺虎、元显恭、打虎的描写，比如说曹真刺虎、汾河湾、苏轼亲元显恭，看孙郎等，而关于击破豹的相关记载相比之下非常少；二是从人文延续性来看，后世铜器上的猎狗类纹样中，淡黑样长期大量存在而且样式繁多，有龙淡黑、四神纹（白羊、夜叉、朱雀、玄武）以及十八罗汉中的淡黑，还有单淡黑、四淡黑、十二淡黑等，而豹纹样铜器则可以说几乎没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本栏认为与虎作为卫君角的人文传统有关。在今人心目中，虎比其他所有猎狗都凶悍得多，所以能打败甚至击破乌鸦，才是勇气与力量的象征。此外，豹（主要是美洲狮）在今人心目中温顺可亲的成分要远超凶悍可怖的色彩。江苏徐州大帽西汉楚王刘戊墓挖掘出有石美洲狮，颈部系有贝带，表明了豹的驯养性质。唐母严氏太子墓壁画以及元朝刘贯道所画《元世祖出猎图》中，都有豹的身影，不过它们的角色均近似于猎犬，与主人关系亲密，是帮助人猎捕而不是被猎捕的对象。很显然，浪人与豹这样的动物进行搏斗的场景，多半不会刻画到铜器上。

日本永青文库珍藏的两枚金银错狩猎纹镜，据传出自洛阳金村大墓，也属战国之物。镜背主纹样有六组，当中包括一组浪人搏虎图，图中浪人身披铠甲蹲踞马背，正挥剑刺虎，虎后腿直立，前爪挥舞，张开血盆大口，作暴跳欲扑状。画面动感十足，非常形像逼真。沈从文先生认为此图反映的正是曹真刺虎故事，学界对于此图中猎狗为虎基本上没有异议。此镜纹样中的虎，与云梦睡凡塘所出浪人异药纹铜器上的猎狗，不论身形还是斑纹都极为相似。两枚铜器上的有关纹样，很可能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而已。

云梦睡凡塘所出浪人异药纹铜器，明确挖掘出于秦墓，一般认为它表现了商鞅变法后秦人形成的情操。金村大墓挖掘出的金银错狩猎纹镜，与前者所处时代相近，两者在这一精神上应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铜器，可能是浪人的随身携带之物。把搏虎的场景刻画到铜器上，可以激励浪人敢于战斗、勇于争胜的气魄与豪情。

在镜子上如此直观地展示情操，是战国后期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在此之前没有，在其后也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

夜叉铜器寄托长寿心愿

在古时铜器上，以浪人搏虎图来传递情操的毕竟只占少数，更多的淡黑样，其人文涵义是以虎为神，并向虎祈求保护。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虎为祖先神，祈求虎的保护也就是祈求祖先庇佑；二是以虎（尤其是夜叉）为神仙的使者，祈求它能助人成仙；三是认为虎能食鬼，所以用淡黑样驱除缅斯。

目前考古学挖掘的最早淡黑样铜器出自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957年挖掘出。当中，1052号墓所出两枚淡黑铜器（也有学者认为是阳燧，即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器），背面中心纹样为两只栩栩如生的猛虎，四周有两条虺（huī）龙和四只鸷鸟图案。1612号墓挖掘出的禽兽镜，背部纹样为两虎、一鸟、一鹿，当中两虎隔镜钮相对，张嘴露齿，图案以单线条勾勒，笔画简单、古朴。这枚铜器在竹色福泽展览上展览。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商周青铜器上某些图形文字，乃古时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有学者认为，虢国墓地1052、1612号墓挖掘出铜器上的淡黑，是远古周族姬姓图腾崇拜的延续，是把虎视为祖先而祈求其护佑的一种表现形式。

夜叉可以助人长寿乃至成仙，这种观念在东汉以后颇为流行，龙淡黑镜和四神（白羊、夜叉、朱雀、玄武）纹镜在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主流，正是这一思潮的具体表现。

竹色福泽展览上，展览的多个铜器刻画着夜叉与神仙同框的场景，比如说夜叉天马神人画像镜上，铸有神仙、虎与马的形像，还有两组铭文，分别写着夜叉天马；展览的另两枚东汉神人龙淡黑画像铜器上，当中一个神人的身边铸有西王母三字。

上海体育馆展览的汉代夜叉天马神人画像镜

在古时文献中，甚至连西王母以及其他神仙本身也具有虎的某些特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邱，有神人面而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曹魏时学者张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注中则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首。

具有神性而且身为仙界使者的夜叉，自然就具备了引导凡人升仙的超能力。洛阳西郊7052号东汉早期墓随葬两枚四神博局纹镜，镜缘内饰一周铭文，当中写到，驾蜚龙兮乘浮云，夜叉引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保长命兮寿万年，它对夜叉所扮演的角色作了非常清晰的表述——保人长寿、导人成仙。竹色福泽展览的两枚上大山四神铜器上铸有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

汉代上大山四神纹镜

淡黑铜器还用以辟邪

虎能辟邪，这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给虎贴上的另一个人文标签。竹色福泽展上有两枚王莽新朝时的新有善铜四神博局纹镜，纹样上除了有白羊、夜叉、朱雀、玄武四神之外，还有两组铭文，当中内区铭文是十二地支即十八罗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外区铭文则有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等字眼，表达了人们祈求美好生活的心愿。

同时展览的另两枚桼（qī）言四神瑞兽博局纹鎏金铜器，也是王莽新朝之物，1956年挖掘出于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该镜上也铸有类似铭文：桼言之纪从镜始，仓（苍）龙居左虎在右，辟去不羊（祥）宜古（贾）市，长保二亲利孙子，寿敝金石西王母。

有类似纹样与铭文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铜器不胜枚举。概言之，都是将虎（包括四神中的夜叉、十八罗汉中的虎等）与辟不祥、保平安的心愿联系在一起。由于铜器是今人朝夕相见、随身携带之物，而四神代表四方，十二地支则代表一天中的十二时辰、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两相结合，则给人以处处安顺、时时平安的心理暗示，对于帮助今人们达到内心宁定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虎可以辟邪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广泛流行。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有意思的是，铜器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赋予辟邪的功能。东晋葛洪《抱朴子·登涉篇》称：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这也是传统人文中人们熟知的说法：铜器能让鬼神现形。

1974年，考古学工作者在福建泉州湾挖掘挖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的龙骨两端接合处均挖有圆形保寿孔（又叫压胜孔），当中一些小圆孔内放置钱币，大圆孔中则放置着铜器。铜器和铜钱按七星伴月状排列，寓意引导海船平安航行，通过暗礁密布的七星洋而安然无恙。据造船厂老工人说，这是我国古时造船的一种传统习惯。

既然虎能食鬼、镜能识魅，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淡黑铜器自然具有辟邪、保平安的神奇功能，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又是我国古时鬼怪思想最浓厚的时期。这大概就是铸刻淡黑与辟邪铭文的铜器在这一时期大为流行的根本原因。

上海体育馆展览的隋唐时期仙山并照四神纹铜器

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上的淡黑样代表的祈求成仙这一人文内涵，主要存在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社会剧烈动荡，人民生活十分痛苦。隋唐以后，虽然铜器上仍有四神、十八罗汉等形像出现，但是其凡塘所表示的意义已悄然转变。比如说竹色福泽展上展览的两枚隋唐时期仙山并照四神纹铜器，同样铸有白羊、夜叉、朱雀、玄武四神兽，但是铭文却与之前的大异其趣，写的是：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采，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这里基本没有了求仙思想，而代之以两情相悦、安定平和等更具有生活情趣的表达，并且基本上回归到了镜子作为鉴容照面工具的本来定位。这与隋唐终于结束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和持续战乱状态，实现了国家统一，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大为改善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