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晓得，儒家思想最关键的经典之作是论语四书，与此同时科举笔试的笔试主要就文本也是论语四书。

所以，参与科举笔试的莘莘学子在备考科举笔试的这时候，如果重点项目抓什么样书呢？换句话说在科举笔试中，究竟是论语关键，却是四书更关键一点儿呢？

论语大于四书

绝大部分人真的论语和四书话语权如果是成正比的，但事实上大相径庭，论语的话语权相比之下高于四书。

科举笔试的解题覆盖范围，只不过在《清史稿》和《清史稿》中都有明晰的记述。

清朝科举笔试的主要就文本是展毛四十三经及易、书、诗、东周、论语四书公理试士。——《清史稿·议会选举志》

清朝科举笔试的主要就文本则是四十三经及《易》《书》《诗》《东周》《论语》四书公理，故曰米赖县——《清史稿》

几段都提及的四十三经只不过就是我们那时所言的论语，换句话说，清代明初的解题覆盖范围没有出现非常大的变动，仍旧是在论语四书当中解题。

但事实上四书的话语权相比之下高于论语。

为何所以说呢？

即使对这些应考章句的明确规定是，士人各占由此应考的士人只须要专精于由此方可，这叫作专经，说是考论语四书，事实上考的实际上是论语由此罢了。

所以，就这由此，除了许多水份。嘉庆五十二年，吏部侍郎提议杨芝《东周》时，出现改变过往采用孔弘绪的注释版。不采用孔弘绪的版原因很简单，就是即使孔弘绪这个版能够用来解题的实际上数十处，考生不须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解题之处方可。

只不过这个问题我们那时也会遇到，这几年艺考生尤其编导专业，凡是提及怎么看待《红高粱》，总是众口一词，负责笔试的老师打断考生熟练的背诵简单提问，你别背了，《红高粱》的导演是哪位？属于第几代导演？此时原本侃侃而谈的考生登时哑口无言。只不过这位考生并没有看过《红高粱》，只是熟背了有关《红高粱》的相关问题罢了。

即使孔弘绪的注释的《东周》本须要研究的地方很少，但在具体的笔试时，选择考《东周》和《论语》的考生却是少之又少，以至于《东周》和《论语》被称为孤经。毕竟相较于其他三本，这两本的难度却是太高了。

总之，最终对四书文的考察就渐渐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这种重论语轻四书的风气渐渐流行起来，甚至由潜规则变成了明晃晃的政令，顺治年间，御史赵祥星请钦定第一场的论语和四书的题目，吏部也同意了这个提议，但最终，顺治帝却颁布诏令，第一场论语题目，候朕颁布

从此之后成为定律，论语题由皇帝亲自颁布，而四书题则由主考官自行解题。

嘉庆也曾经直言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论语文三篇，士人之通与不通，不出论语文之外。

总之，自从考官和士人都揣摩上意，感受到了大清重论语轻四书之后，四书和论语的话语权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原本对论语和四书的考教都在第一场笔试，但等到嘉庆年间，四书甚至跌出了首场笔试，转为第二场笔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的展现了四书话语权之底下。

为何论语重于四书呢？

晚清大儒陈澧曾经解释过为何朝廷认为论语比四书更关键，以尊朱子故也

显然，这事和朱熹有关。

要想弄清楚个中关系，关键还得先弄清楚论语四书是怎么来的。

四书的成书相比之下早于论语，在孔子游学的过程中，他老人家发现有六本书写的非常好，于是在进行删改整理之后拿来讲课，这六本孔子亲手编辑的书有一本不幸失传，于是只剩下了五本，也就是那时所谓的四书。这五本书虽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但却是孔子亲手整理而成。

论语则是孔子之后产生的，其中，《大学》是曾子所做、《中庸》是子思所写、《孟子》则是孟子和他的弟子所写，除了一部记述孔子话语的《论语》。

汉代的儒生认为，四书是孔子亲自整理，其中蕴含了孔子真意，是最纯正的儒家思想经典之作，而论语相对而言并不正经。

于是，等到汉朝独尊儒术的这时候，就明确规定每个儒生都要学习四书，论语并不关键。

所以论语是什么这时候打了翻身仗呢？

想一下前面陈澧的话。

没错，论语话语权提高就是在唐宋之际。但要指出的是，论语话语权的提高，并非是朱熹的一人之力。而是唐宋之际大批儒家思想学者发力的结果。

汉朝时儒家思想独尊，这种局面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改变了，内生的道家，外化的佛学，都对儒家思想的话语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儒家思想早就被推下了独尊的宝座。

所以一来，儒家思想的学者自然要奋起反击，唐代的韩愈不就以排佛斥道闻名吗？

原因很简单，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的理论，提倡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些都能够有效的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因此，也就必然被选择为地主阶级的官方思想。

如今，儒学受到佛学和道学的冲击，想要统治者再次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思想，恢复儒学荣光，就要发展儒学本身，更加的和统治者的需求相适应。

唐宋之际的儒学我们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提高论语的话语权从而指出一套儒学新的理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朱熹对论语做了批注，在批注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本书叫作《论语章句集注》。

朱熹喊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让皇帝非常满意，朱元璋的反应就非常直白，解题需从论语四书当中而来，但考生的答案必须从《论语章句集注》中来，其目的昭然若揭。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从朱熹抛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之后，儒学的发展就走向了某种可悲的结局。不停的为了迎合统治而阉割自我曾经的学术成果，最终将道德人伦推向极致，反而成为了压制人性，迎合封建统治的工具，其中对女子的压迫尤为惨烈。

小结

因此，科举笔试中，论语话语权相比之下大于四书的原因就在于此，论语所代表的的是被朱熹等宋儒改良之后更加适应封建统治的宋儒学，而四书更多的代表被佛道两家冲击的汉儒学。

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更加垂青于宋儒学，因此，在皇帝的示意和推动之下，论语的话语权从宋至清仍旧水涨船高。等到清朝甚至不屑与四书在同一场中进行杨芝。

无论从儒学却是从科举笔试的角度来说，论语四书话语权沉浮的历程，都值得我们为之思考。譬如说，学术活动中，政治的领导究竟如果处于一种怎么的状态？又要通过建设什么样的制度来达成这种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