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超】

一 问题的提出

2022年年初哈萨克斯坦爆发的全国性骚乱虽然迅速平息，但哈政局权力更替模式的激进变革却给学界带来了新的议题。在此之前，有关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第三次革命的起源和之后的政治动荡，学术界已经有不少讨论。有学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频繁动荡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不够完善致使政治精英阶层固化，新老精英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模式。

相比之下，中亚其他三个国家权力更替和交接过程中暂时未出现紊乱局面，甚至可以说发明权力更替模式新传统。2017年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以97.7%的得票率再次连任。2020年塔总统拉赫蒙以90.9%的得票率胜出，顺利连任。2021年米尔济约耶夫在新总统竞选中以80.1%的得票率胜出，获得连任。三国总统都以极高票当选且巩固了权力基础。但这种权力更替模式是否意味着这一棘手问题得以解决，显然答案并不明确。2019年哈代总统托卡耶夫以70.9%的得票率当选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统。这个中亚地区的稳定之锚却因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带来的双重打击造成合法性迅速下降，以致酿成全国性骚乱。哈萨克斯坦骚乱很快被平息，或将鼓励哈政坛形成新型政治力量，或推动新权力更替模式的出现。

今年1月，哈萨克斯坦国内发生骚乱。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遭纵火。@视觉中国

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在中亚领导权变更这一问题的分析维度上，不同代际的学者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多数学者最初往往将重心放在政治转型上，突出强调精英、部族集团和政党的作用。第二代中亚学者非常强调非正式制度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通过分析中亚各国制度变革背后的权力网络，展现出权力交接背后精英、集团和宗族等各个政治势力的互动。这种分析存在较大缺陷，即过分强调非正式网络的重要性，旨在为西方大国介入中亚政治进程开路，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界对中亚政局的悲观态度，并不符合该地区长期以来总体政治稳定的现实。

新一代中亚学者主要由政治人类学者和社会学家组成。他们开始反思国家构建这一范式，强调政治是需要被发现的，在边缘地区同样存在。这些人关注的是奥什的城市治理、费尔干纳谷地边境地带、巴扎里的政治等微观、地区和基层等边缘空间的权力运作。另一部分学者转向对威权政治稳定性和后苏联空间颜色革命的反思与讨论，推动新的讨论场域的形成。新一代学者分析细致入微，对权力运作的观察更为准确，同时揭开了中亚政治变迁的微观场域。但无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对中亚政治转型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中亚各国精英的分析，更离不开对中亚领导权政治演进的宏观场域。

在历经颜色革命的震荡之后，中亚各国总统不断强化体制安全，给予支持者更多的资源与力量，逐步形成中亚特有的以半总统制为形式的超级总统制。依靠国家精英集团的持续性支持，超级总统制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在社会工程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成就。自2000年以来，与其他后苏联空间次地区相比，中亚内外安全形势并不太平，但总体政局却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稳定性。在政治演进过程中，中亚政治精英逐渐成熟，与政治强人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模式（参见图1）。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各国逐步确定了权力继承的基本模式，新的国家精英在体制优势中不断获得市场和社会优势。这一优势导致中亚逐渐形成了服务于政治强人的国家权力集团。

因此，本文将以精英理论为中心构建分析中亚政治运行的分析框架，探讨转型政治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斗争与挑战。第二部分将讨论中亚权力精英的形成，第三部分将分析中亚超级总统制政治演进的动力和挑战因素，并以比较分析的方式讨论中亚的领导权交接问题，第四部分讨论新的精英集团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以重塑国家精英身份，即国家精英的再生产，最后进行总结。

二 中亚权力精英的形成

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离开了莫斯科的垂直领导，权力精英依靠自身的决策获得生存收益最大化，无疑极为艰难坎坷。欧亚地区前党政领导人先前占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威已不复存在。这些精英们除组织优势和依旧残存的社交网络外，其所在的权力结构和制度规则必须重新设计。要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支持并再度赢取合法性，就需要学会斗争和协调。在精英斗争理论中，精英地位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通过遏制其他精英才能获得自身权力的扩展。因此，对中亚权力精英而言，最大的威胁不在于缺乏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民众，而是敌对的精英。由于中亚权力结构的集中性，很容易产生赢家通吃的结果。即在建政初期，落败精英或被吸收进国家，先前控制的资源自然就会成为国家资源，以巩固精英的地位与合法性。

（一）制度设计与协调

精英首次创建新制度，由于信息的有限性，很容易从其他国家移植制度。因此这些制度的作用有限，也很难迅速规训本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对新制度的认识上，精英集团存在强硬派和妥协派的区别。强硬派拒绝构建并认同新制度，而妥协派认为新制度建设非常有必要。精英对新制度的认同权力分布比例影响政治发展方向。强硬派占比较高，则政治制度自然转向威权制，反之妥协派占上风则倾向于推动民主制度构建。若是理念完全不同的权力精英达成均势，则政治转变方向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急速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恶化的经济状况、不确定的政治方向以及被释放的社会各类矛盾将精英集团的不安全感推向了极点。领导权的更迭是政权最为脆弱的时刻，同时也向国内反对派和外国对手发出了信号，激起反抗活动，并增加了大规模社会抗争与外部干预的可能性。

（二）主权问题的解决

除面临潜在政治对手挑战外，精英集团还需要就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可以说，欧亚地区各国在建立新政权的同时必须全面解决国家的主权问题，即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和莫斯科领导下的联邦政体顺利转向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权，在国家合法性构建上需要有大的突破。中亚国家同样面临主权一致的问题。中亚五国1991年才获得独立国家的身份，此前并无现代主权国家的经历。各国在独立之初就陷入了主权构建的焦虑之中，即悬置于‘前殖民地’与‘尚未形成民族’之间的中间地带，从而无法定位自身在世界舞台上位置和本国的发展方向。

塔吉克斯坦前总统纳比耶夫，1993年4月11日去世。

因此，巩固国家主权不仅能确保国家在领土地区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更能够推动国家治理中的能力建设，使得个体能够从霍布斯所谓的人人自相为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朝着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只有处理好这一态势，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构建才成为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阶层和民族卷入到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工程中，一些本来相互分离的零散族群被政治糅合，在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形成共有价值取向，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共同特征。这一国家建设的最大系统效应即是促成国家精英的诞生。

三 中亚国家精英的诞生

对大多数欧亚国家而言，精英集团就如建筑商一般构建国家，打好地基（寻找权力资源）、建设主体结构（立宪、修宪，建立制度规则）、引导水电配合跟进（建立顺畅垂直权力体系）、封顶（重塑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最后整体竣工。这一主流的政治隐喻强调国家并不是通过战场上消灭敌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通过税收控制和官僚系统的扩散构建起来的，而是具备组织结构的精英集团将能力统一在单一机构中的努力。国家构建就体现为首要任务的调整及政治与行政领域的革新，其背后反映的就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国家精英集团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一旦精英被吸纳到国家制度构建中，这些精英就会被塑造成为国家精英，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

在欧亚地区，转型不仅是90年代的政治正确，也是欧亚各国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更是精英斗争的体现。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赢得合法性，并被社会普遍承认，就成为精英集团动员与斗争的关键性问题。在中亚，这一过程基本上通过经济增长与民族—国家构建来实现。由此反观，颜色革命之所以被视为中亚政治秩序的威胁而非喜剧，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政权更迭的方式并不能提升国家精英的合法性，反而在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构建上一塌糊涂，削弱了精英集团的国家性。这种方式反而将国家塑造成为外来力量代理人或地缘政治棋子，致使这些精英集团在未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中举步维艰。正如福山所言，外来权威（美国及西方）不论是以外部援助和支持的方式进行的制度干预，还是通过对较为失败的国家进行直接的制度输出，都必须承认这将削弱新执政精英集团的国家性问题。

在欧亚地区地缘政治转型的大格局中，中亚新兴国家的地位与身份越发强烈地呈现出来，这也给各国政治精英塑造国家认同留下广阔的空间。基于对后殖民时代国家重获尊严和荣耀的政治目标，中亚精英通过对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伊斯兰世俗教育的复兴以及对政治符号和象征手段的熟稔运作，逐渐在提升了真正的民族价值的同时又提升了政治精英的国家性。哈萨克斯坦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宣扬帖木儿（Amir Timur），塔吉克斯坦盛赞伊斯梅尔·索摩尼（Great Somoni）和雅利安人历史，土库曼斯坦未来理想国家蓝图被设计在《鲁赫纳玛》之中。

通过持续性的历史叙事、英雄崇拜，中亚政治精英顺利将本国或本民族在新时代民族重建与国家构建的任务承接过来，从而获得可持续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另外，几乎所有的中亚国家无一例外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作为国家民族构建的他者存在，对俄罗斯统治时期的文明教化进行否定，甚至以去帝国化去俄罗斯化为本国民族主义正名。独立后，中亚五个国家几乎一致提升国语的地位，语言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去俄罗斯化倾向，通过降低和排斥俄语的地位恢复主体民族的历史文化。此外，在公务员录用、街道地名的国语改换以及恢复伊斯兰宗教地位上，中亚精英也不遗余力。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在自豪感满足的同时，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在滋长。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缺乏对新国家的认同，大量迁离可见一斑（参加表2）。

四 精英集团与超级总统制的韧性

斯科特还漏掉一项重要内容，即整体的权力更替，即国家精英的有序再生产。这将在下文展开分析。在中长期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治理技术的前四项确实满足了一些后苏联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秩序的迫切需求。中亚国家精英集团不断进取的学习和实践这类治理技术，同时相互之间也在模仿和学习。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政治奇迹，即中亚制度差异非常大的各国竟不约而同形成了对超级总统制的政治共识，政治强人能够超越精英集团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之上，中亚在西方加速民主推进的战略前提下能够迅速规训民主，形成了中亚21世纪初长达20年的稳定奇迹。

2019年12月21日，哈萨克斯坦阿特劳，正在建设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化工综合体项目聚丙烯挤压机厂房。图自新华社（奥斯潘诺夫 摄）

（一）精英集团的政治共识：体制安全与现代化

（二）国家精英的强势：推动权力秩序向地方和基层社会扩展

除加强制度构建外，卡里莫夫还发挥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力：一方面通过延展恩庇制度、部族网络赢得地方精英的支持，另一方面将传统价值观和规范融入社会工程之中。在乌兹别克斯坦，部族是较为松散的地域和血缘群体，既包括亲族关系、乡里友谊，还包括非血缘的恩庇关系。基于地域和部族中心为中心形成了范围不等的自治组织马哈拉（Mahalla）。马哈拉在卡里莫夫政权中被成功嵌入到国家构筑的核心组织管理型网络：一是代表国家向民众传递国家意志，二是代表民众向国家提供建议，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除此之外，卡里莫夫为了推动中心化国家的构建，不仅整合了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群团组织——青年组织卡莫罗特（Kamolot）和妇女委员会，同时大力培养国家精英，削弱了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和正当性。为了限制住部族元老们的权威，卡里莫夫将重要战略资源（特别是棉花部门）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之上生成了新的部族元老，由此加剧了部族首领相互竞争。在软性权威的作用下，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工程迅速推展，超级总统制不断得以巩固，依然是当前世界上最稳定和安全的国家。

（三）有效的精英互动体系的成型

通过大赦和给予恩惠的承诺将内战中的指挥官纳入新成立的国家安全机构不仅能够确保武装力量不会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同时在名义上能壮大国家安全机构的力量，又能构建向心式的国家认同，实属一举三得。总统拉赫蒙认识到,在弱势国家构建社会工程除利益让渡外更需在网络上下功夫。同乌兹别克斯坦相仿，塔吉克斯坦也存在着不同忠诚捆绑（家族、乡里、工作、教育和庇护关系）的网络。塔吉克斯坦的网络既非纯地域性的，更非部族化的，而是类似于精英之间形成的恩庇关系。

（四）世俗观念的扩张：塑造新型公民社会

鲁赫纳玛纪念碑

在构建现代国家的同时，土总统尼亚佐夫将宗教文化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化融入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这一点在尼亚佐夫所著的《鲁赫纳玛》中可见一斑。在尼亚佐夫在位时期，《鲁赫纳玛》是土库曼人的重要书籍，成为了构建土库曼斯坦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书中多次提到《古兰经》，称土库曼斯坦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与《古兰经》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也对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进行诠释。2020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撰写的《土库曼人的精神生活》（the SpiritualLife of the Turkmens），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信仰和文化。土官方媒体多次称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为哈吉（Hajji），这是对前往麦加朝圣穆斯林的尊称。此外，土还约束伊斯兰政治化、防范和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从而实现国家精英的观念扩展。

土库曼斯坦两任总统都致力于推动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化融入到民族—国家建构中。土库曼斯坦国家精英持续将反恐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建立联系，确保了超级总统制合法性的长期存续，为新的社会工程世俗化努力扫清障碍。

五 中亚权力更替与国家精英的再生产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政治演进并非纯静态前进，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受时间政治的影响。对政治精英而言，早期的竞争优势一般意义上是自我强化的，国家精英能够巩固早期优势，并实现持久的优越性。一些中亚国家政治精英执政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当前政体大体反映了精英们的偏好。新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诞生受到精英之间的权力分布以及为符合其自身的制度所付出代价的影响。由于国家精英之间存在权力差异和竞争，制度的转型与其说是精英之间的供需合作，倒不如说是精英们在不断为确保权势而斗争。

由此可见，要在稳定的中亚政权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多数中亚精英愿意采取等待的方式来创造时机，而非急切的发动政变。这种模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精英的形成和国家化、超级总统制的确立与巩固以及社会工程的构建关系密切。超级总统制的形成方式与社会工程的塑造密切相关。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实用主义风格致使政治反对派并不强势，政治精英相互之间更容易实现妥协与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强国家策略使得反对派几无存在的土壤，政治格局极其牢固，权力更替往往迅捷有序。塔吉克斯坦的弱国家身份导致其权力变革存在较高的风险。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权力更替的机会主义传统使得政权更迭更为迅速，该国更容易成为活跃的舞台具体。因此，可以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出现过三次革命式的权力交接，民众参与的程度高且政治制度容易变迁，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总体稳定，并没有出现大的政治秩序危机的局面。

托卡耶夫（右）和纳扎尔巴耶夫 图源：Eurasianet

结论

在新时期，为了推动中亚各国的体制安全与稳定，克服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带来的颜色革命的挑战，中亚政治精英开启了社会工程，宣扬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并推动现代化实践，推动有效率、理性的行政权力扩张，构建紧密团结的精英互动体系，并塑造新公民社会，确保体制外没有过强的反对力量。在社会工程建设中，超级总统制的韧性增强，并形成了长期执政的传统。中亚政治强人与精英集团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根本性政治利益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