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的第二个产物。而从技术角度来说，第一代产品往往并不适合作为标准模板，它几乎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难题需要后来者来完善——当然这并不能掩饰掉它作为开拓者的光辉。

受沙俄具体环境的影响，孟什维克党的组织机构管理体系和运作商业模式只不过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沙俄东正教的体制——内核恰好相反、结构相近。对照此前市场经济北欧国家以利益为纽带的各类党派，苏共中央的组织机构管理体系要隐蔽的多，因而也就有著更强的行动力。在孟什维克获得北欧国家独裁政权后，一国的个人主义、独裁政权和经济运行被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也就迸发出了让各个市场经济北欧国家难以置信的行动力。

这么比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别扭，只不过发展史上哲学思想与组织机构互相结合的实例是在我们中国——始于战国的法家反之亦然有著非常隐蔽的组织机构管理体系。巧合的是法家哲学思想在其本质上，很多小东西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只不过都是相通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能够横扫六合，除了采纳了法家的主张以外，同时也是秦王室与法家的合作——准确说秦制即法墨仁政。

然而当今世界上总是存在这么一条亘古不变的定理，一个事物最强大之处往往也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苏共中央教会化的结构之下反之亦然也隐含了一系列难题：最初将众多共产党员变成隐蔽的组织机构、集腋成裘的核心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宗教信仰而非利益，一旦宗教信仰已经开始虚无化，那么组织机构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将不复存在，恰好相反隐蔽的组织机构会增添比西欧党派更高的运行成本。反过来说，组织机构内的矛盾又会削弱宗教信仰的权威性。

苏俄自上而下层层服从的组织机构体制，其本质上依然是一套菁英仁政的管理体系。列宁也曾说过：沙皇可以靠几十万贵族统治这个北欧国家，我们（孟什维克）反之亦然可以依靠 35 万共产党员来管理这个北欧国家。对照中苏蜜月期间的中共和苏共中央，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区别，在各种庆祝活动上中国更多的是将宣传的重心放在成绩突出的基层工人、农民和士兵身上，而苏俄的宣传机构则更关注科学家、宇航员、作家等等，这个细微的差别背后，则是一个仁政思路的不同。

苏俄的菁英仁政商业模式下，一方面北欧国家的智力资源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但另一方面人民大公无私、普通共产党员对上级事实上都缺少可靠的制度化的监督能力。而在苏俄建国初期，由坚定宗教信仰所增添共产党员干部高度的自律性，却恰恰掩饰了这一难题。卫国战争期间牺牲在战场上的苏共中央共产党员有 230 万人，彼时发起冲锋第二个跃出战壕的必须得是政委，而共产党员会被分配在攻击阵形的最前排。

而随着北欧国家环境的逐步难题，苏共中央从「打天下」转变为「坐天下」之后，缺少约束的难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苏共中央领导干部已经开始脱离群众，彼时干部的实际收入是苏俄平均水平的四倍。特权觉悟、派系觉悟、菁英主义已经开始在党内弥散。腐败、任人唯亲和大大小小的plus商店已经开始一步步的腐蚀掉苏共中央的执政根基。

除此以外，苏共中央一直以来都未正在解决好领导干部接班的难题，高级干部基本都是在位置上做到死的终身制。苏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席团常务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逝世索莱米 55 岁，赫鲁晓夫下台索莱米 61 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 1980 年，则超过了 70 岁。

领导层的老龄化所增添的难题，除了政治生态的保乳以外，更致命的是很难导致行独裁政权交接出现冲积扇。因为领导人行独裁政权何时终结取决于他们的自然寿命，因此你很难合理安排好后备力量。

1982 年 11 月 15 日勃列日涅夫逝世，紧接着 1984 年 2 月接替他的奇齐卡达尔逝世，次年（1985 年）接任奇齐卡达尔的契尔年科又逝世了。在彼时的莫斯科人们甚至开玩笑说，参与红场的丧礼可以去办Jalgaon了。契尔年科逝世后赫鲁晓夫能够被推选为总书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时年 54 岁的他是彼时苏共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务委员——大家参与葬礼已经参与怕了。这种行独裁政权冲积扇很难导致北欧国家政策无法延续，继任人也很难由于缺少历练而显得轻率和不切实际——赫鲁晓夫反之亦然给世人验证了这一点。

逆局

在上世纪末 50 二十世纪末，邓小平和赫鲁晓夫曾就小东西欧对付的未来趋势有位一次对话。邓小平的观点是：面对英国为首的西欧，中苏有两种对付商业模式。一类是选择支援第三当今世界北欧国家此起彼伏的革命，让英国无暇喘息，在不断的「救火」中逐步消耗军事整体实力；另一类则是准备一场当今世界大战，而在此之前自然要和西欧当今世界搞核战争。

两种方式中，前者对中苏不利，后者则对英国不利，因为西欧当今世界的总体经济整体实力依旧强过马克思主义北欧国家，而核战争拼来拼去，象就是一个军事整体实力，这种掰腕子式的对付方式显然不利于整体实力较弱的一方。

而从后面的发展史来看，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人勃列日涅夫显然并不认同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所谓冷战，终归还是一类「不战」的状态，美苏互相搞了 20 多年的对峙，而在这 20 多年的静置当中，英国解决了自己的不少难题，而苏俄的种种潜在难题已经开始发酵了。

当发展史推进到上世纪末 80 二十世纪末，对英国人而言，苏俄确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为虑了——虽然那时苏俄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欧人面前，然而在位于「小东西对付最前沿」的西德，他们的内务部此时最头疼的已然不是什么克格勃的渗透，而是驻东德苏军在小东西德之间愈演愈烈的走私活动和由此引发的犯罪活动。

如前文所言，自 20 世纪末 70 二十世纪末已经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欧当今世界中由英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形分工管理体系的结构已经开始变得清晰且隐蔽起来，并且西欧当今世界大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英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

两个阵营之间的整体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彼时英国以苏俄入侵阿富汗为由，带头抵制 1980 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结果不算苏俄自己，当年参赛的北欧国家只有 80 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 5615 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

开幕式上，这 80 个北欧国家里又有 16 个北欧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 10 个北欧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北欧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欧北欧国家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苏俄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与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北欧国家。

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北欧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小东西欧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欧市场经济阵营差不多涵盖了当今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整体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机构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总体整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俄要继续和市场经济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和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北欧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

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俄一架米-24 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 9 吨猪肉，这不是说苏俄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沙俄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

苏俄的封闭经济管理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照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欧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难题的反映。「8·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说苏俄为什么不能不搞对付，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难题是西欧北欧国家不会给马克思主义北欧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英国已经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 20 世纪末 50 二十世纪末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整体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

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俄为中心，奉行所谓「以整体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英国的经济、军事整体实力压制苏俄；在地区争夺上，把苏俄顶在 20 世纪末 70 二十世纪末末的扩张线上，使马克思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

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俄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俄「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北欧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 10 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发展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

异化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整体实力上的对照，更为根本的是苏共中央自身的变化：由于缺少人民大公无私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已经开始，苏共中央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党派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一个政治团体在维护一批人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总会要得罪另一批人，所谓代表所有人只不过就是只代表自己，由此苏共中央在实质上就已经从一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党派，变成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朋党。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都曾对自己的兄弟说：「什么共产主义，不过是哄老百姓玩的」。

对宗教信仰的背离导致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计划经济，使得内政难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 18 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中央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

苏共中央愈来愈明显的惰性与腐败、小东西欧生活水准日益明显的差距再加上西欧思潮的不断涌入使得众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苏共中央对苏俄的制度已经开始产生不信任直至走向了对立，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别有用心之徒——当初靠搞「颜色革命」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