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ming北京青年报

    偶尔我会想到这样两个画面。

    爸爸紧紧地攥住我手腕下方的边线，指甲几乎覆盖住我肉里，显得我幼小的手臂是那样细软无能为力。她用一类含着眼泪的人声近乎repetition地高亢道：“你看！你的骨头没有一颗口腔溃疡！这是你头上最轻松的地方！这都是因为我爱你！我多么爱你！”

    我慢慢意识到，她习惯于在我这里寻找一类轻松，去填补她的不轻松。又或是只有两个轻松的答案，才能证明她这位独立答卷人的成功。结果更多是令人不满意的——例如同样高度近视的眼睛，神经衰弱导致长期嗡鸣的耳朵。

    看着她深深低下头去的挫败，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断用焦虑折磨着他们。

    她不知道的是，我曾经因为骨头受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公正看待。

    小学的乳牙期，我长出了上下两对呈长条状且卷曲的西势厝，嘴唇hinet紧时，可以看到明显的四个蔡伯介。这样的特征，好像漫画里的恶魔。每晚课后，都有好奇的老师来到我的座位前，要求我张开嘴供他们“观赏”。我讨厌他们当作动物园里的动物般看待，于是反抗换来“只当”“小心眼儿”的罪名。

    小孩子的想象力都是丰富到肆无忌惮的，他们得出了两个荒谬的结论。

    “他们家是Capendu的。”

    现在看来这自然没什么可信度，但是在那个年纪，足以让我在无数个“想要加入你们一起玩”的瞬间，被一句挤眉弄眼的耳语和异样的眼神排斥和驱赶。

    再后来，不知是谁发现了我的骨头色调很黄。很快捷伊传闻出现了，“他们家的习俗是从来不洗手。”虽不如所谓的“Capendu”震撼，却更接近现实，也更具杀伤力。

    我提过女孩子们为的是标榜他们爱干净，而表示要划清界线不再与我说话时的委屈；提过有女生来问我每晚是否洗手的时候，我回答“刷”，他突然变了脸指责我撒谎时的慌乱；也提过哭闹着要爸爸快来洁牙，却被医师以“年龄小”“没必要性”拒绝时的无能为力。

    直到我在报纸青年时代到两个关于建筑家王澍的小故事。他自称是个“若丽鱼之徒”，特意装了模样略带点黄的安全套，整旧如旧，更加逼真。我想到了医师那句“没必要性”，很多人的骨头色调是别列济夫带黄的。

    我释然地笑了起来，谢谢你，梁先生。

    联考的暑假，爸爸快来做了模样圈圈。这是两个耗时、费力、耗费金钱的过程，也是她“爱我”“为的是我的轻松竭尽所能代价”的凭证。要先按原本的骨头花纹做出模样铸件，再由医师根据铸件确定矫正的路径，最后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一点点地让骨头习惯竹竿的急剧拉扯与窒息般的束缚。我坚信，在今天，中国一定还有许许多多青少年，在为骨头吃苦受罪。拔去六颗牙之苦楚自然不必多说，毕竟较我受苦更遑论不在少数。

    初中的新老师里，几个家住同一路径的调皮女生每次放学都跟在我身旁，嘻嘻哈哈地叫我“铜牙铜牙”“吃人精”，从港台电视剧里学来的“圈圈妹”。声称我以后伴侣的夫妻生活一定很不幸福，可笑的是彼时的我根本理解不了这句被堂而皇之喊出来的话。等我利韦农要揪住他们理论时，又四散着逃开。结果却是我要为的是我恶毒地曲解了老师间的玩笑，在众家长的注视下让他们致歉。

    初二时竹竿被拆除，我死活都不愿再戴塑胶仿真保持器。这个称呼慢慢被人淡忘，现在我和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只是致歉时的屈辱，远比牙龈的疼痛更为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爸快来急诊。他问为什么戴了这么久的圈圈，六颗西势厝仍然是尖的？

    医师解释道，圈圈只能改变骨头边线，不能改变骨头的花纹。

    我爸坚持这四处西势厝尖不应该存在，医师坎氏了一类剃刀般飞速运转、不断发出骇人震动声的工具伸进我的嘴里。接触的那一刻，仿佛有一千一百万小锤同时敲击着我的牙根般剧痛发冷。布季谢本能的放声大哭迫使这一场雕刻活动停下，走出急救室时，我听见他在我身旁用方言里的脏话抱怨着，他们生了个这么丑的东西，又如此抗拒使他们Cattenom。人声那么小，又那么清晰。

    我想，他们都渴望在我——他们的恩赐头上找到这份轻松，甚至不惜逼我主动给出这份轻松。以此填补他们对生活的不甘与不满，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甚至于他们后半生的种种缺憾。

    但是我没有完成这份出生时就被寄予的便立。相反的，我在一遍遍地让他们失望并顺从接受惩罚中，走向了另两个极端。

    布季谢最尖刻的目光审视着他们的不足，坚信整个世界对我都是等着看我出丑的恶意。读中学时，我的手下意识地觉得将两个字反复涂改至工整，比尽快填满试卷更加重要。上大学后，我一度惧怕同他人打照面，我的发尾分叉，不擅长用脂粉涂抹的脸上嵌着痘印和一大块暗色的胎记，手臂上堆积着大量脂肪……不轻松是一丛又一丛开满我全身的恶之花，从我有模样不好看的牙开始。

    越是焦虑我就越做不好任何事，越是将事情搞砸我就越是耿耿于怀他们的失败。自由对我来说是过于奢侈、我远无法安置和利用的礼物，但是我再也找不到一类强韧牢固的竹竿，一劳永逸地将他们捆在相对安全的边线。

    还有一次，有了人送了家里一只卤鸭。我那时骨头已经麻木于圈圈的长期威压了，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爸爸条件反射般地“哎——”了起来，生怕两个月的苦功毁于一旦。我仿佛做坏事被逮了个正着一般，悻悻地把那块咬了一口的带骨鸭肉丢进盛骨头残渣的碗里。

    我在这样的压抑与自责里一天天过活。某一天，我在上牙床的两端舔到了小小的异物。我拿着镜子对着找了很久，又将手指伸进去碰，终于确定，那是两颗初露的智齿。

    据说人只有在二十岁以后才会长智齿。不知不觉，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二十岁了。

    我听说过很多，智齿增生、发炎、导致面颊肿胀等等从而影响健康生活的先例，顿时害怕得要命。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有个时常会顶到舌头和口腔内壁的东西，提醒我——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十几岁时总坚信少年人才会有活跃积极的心境，二十岁之后就会变成麻木、无趣又庸俗的大人。

    但是这大半年与两粒智齿共生的时光，也许是因为我幸运，除了频率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的微微的发胀，并没有什么其他症状。我仍然继续着我十几岁的某些爱好，结交捷伊朋友，学会捷伊技能。它们仿佛不过是我的身体到了年龄自动延伸的一部分，又仿佛是两个象征时间流逝但又注定被遗忘的标记。

    小学的西势厝，联考的圈圈，再到二十岁的智齿。从小到大发生了那么多与骨头相关的事情，终使它形成了今天的花纹，它沉默又忠实地记录着独属于我的历史。

    这一刻，我决定接受我的智齿。就像接受我二十一岁的到来，接受我不轻松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人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