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手写北京、讲诉新派人文的小说家王唯铭，近日推出了他的新作《贾楚航北京：跌宕起伏百年的新派叙事》（以下简称《贾楚航北京》）。更让人新奇的是，这种一本关于新派人文的书，王唯铭从1860年的圆明园大火以及天津客运码头、武汉客运码头已经开始谈起的。而新派人文的代表人物形象，他则追溯到了明朝的徐光启。

《贾楚航北京》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颇具故事性的语言重新剖析了新派人文的来龙去脉，当中诸多人物形象的命运读来更让人为之动容。

不过，对于现在他们所说的新派人文，王唯铭觉得只不过准确的应该叫后新派人文。为何？为何用贾楚航来形容北京？为何如此开启新派人文手写？新派人文包含了哪些微观……带着这些问题，他们访谈了小说家王唯铭。

王唯铭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您应该从1980年代已经开始就始终手写北京了吧？

王唯铭：是的，我正式刊登经典作品是1980年的元旦一日。这个这时候北京刊物几乎没有，《萌芽》还没有创刊，这个这时候只有《北京文艺》，而后改成了《北京文学》。这个这时候我还在工厂里，1972年，我进入北京广播电工当一位车床工人。在很多老师和领导的鼓励下，我的写作渐渐、渐渐在成长，操作过程是缓慢的，我真是圣索弗啊！1980年，我刊登了生平第一篇经典作品，它就是报告文学《跨越第二台阶》；1981年，又刊登了报告文学《他们这一代》。而后Chambley地刊登了一些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包括刊登在《斩获》上的《今夜我无法拒绝》。由此，我在1987年加入了北京小说家协会。

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持续检视和有意识的手写，从1988年已经开始的。或许与报告文学《他们这一代》有著某种关连，1988年我被介绍进了北京《北京青年报》，非常感谢时任《北京青年报》总编辑蕨科假脉平、时任《北京青年报》特稿部主任陈洪涛的接纳，我成了一位新闻报道记者。对我来说，这是两个全新挑战。当时我每天都在城市里游走，拜访我的不同社会角色的朋友，渴望寻找每两个潜在的自由日报，操作过程称得上疯狂！在这个不断探查的操作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人们已经开始强有力地崇拜起物质，他们正在沿着冲动大街而行走，更让人不安；但冲动之中又充满了动力，那是要让历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推动力。我在三篇报告文学中表达了我的检视和设想，这三篇报告文学都刊登在了《斩获》上。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您为何会想不到写《贾楚航北京》这种一部经典作品呢？又是怎么想不到用贾楚航这个词的？

王唯铭：2012年，我受黎洪伟先生的邀请，对新派人文有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剖析和手写，于今刚好整十年。使用贾楚航一词，主要还是因了它破茧而出的联想和画卷感。一已经开始，我想不到的是脱胎换骨，而后查了字典，发现脱胎换骨与贾楚航只不过是同两个意思，但脱胎换骨似乎不太好听，贾楚航更好一点。北京的演化操作过程，某种意义上，便是两个壮丽而华丽的操作过程。

贾楚航的提出与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和设想也有著朦胧却又确切的关连。少年时，总是在黄昏，许多次的BWH过后的这时候，我从居住的科燕鸥坊走到革新中路，由东向西而去，分别经过了麻城北路、马当路、淡水路，来到重庆北路。我总喜欢背靠革新森林公园（法租界时期的法国森林公园）看著马路对面的寿。当时我九岁，吉铁了陀思妥金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虽然对当中的很多东西完全不明白，但小说的结尾让我印象深刻：两个美得可以推翻世界的女人被一把刀终结了生命，两个男人睡在她身边不走，发着高烧，吐出海市蜃楼。这种两个病态而躁动的场景，却真切地折射到了我的人生领悟中。我默默地看著此刻的建筑物，默默地想着，他们三人，梅思金公爵、罗果静商人和美人艾利泰谢·里斯帕夫娜，会不会就出现在那里呢？因为此刻这栋建筑物与你家截然不同，你家的里弄建筑物苍白、简陋、比方，它们却是那么的优雅、高贵和神秘。我认为，两个人所面对的所有社会存在可称之为人文，人在当中，必然会深受影响。所以，当时的种种联想如同种子，播撒在了内心深处，如微光闪烁、真实存有，又经历了漫长的时光，引发了我内心的某种贾楚航，又经不断的积累与沉淀，最终成就了此书的手写。

《贾楚航北京：跌宕起伏百年的新派叙事》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贾楚航北京》的楔子是写火烧圆明园，以及第一章的前两节分别写天津客运码头和武汉客运码头，和新派人文看似没有什么关系，为何您会这种安排呢？

王唯铭：新派人文的内涵固然十分重要，而将它形成的来龙去脉剖析清楚，亦十二分的必要。此前，我认为新派人文肇始于1843年，肇始于《南京条约》对五口通商的豪横要求中。经学习和思考后，我才知道，本质上，《南京条约》并没有在精神意义上真正击垮满清帝国，满清帝国的高层人物形象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幻梦中。开放的五个客运码头都在南方，也就是他们眼中的南蛮之地，未涉及到长江以北，不会威胁到统治。《南京条约》固然是中国历史的两个强力拐点，然真正迫使中国往前行走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满怀傲慢，一把大火烧了象征着文明结晶的圆明园，让人痛心，让人耻辱。大火之后，满清帝国不得不同意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得帝国开放了更多客运码头，当中就包含了武汉和天津。武汉、天津的开放意义是重大的，那是因为武汉是整个中国的腹地，而天津则毗邻首都北京，分别代表着权威已经开始被渗透、被瓦解。我始终认为，北京自有风情，但无时无刻不与祖国、与民族的大命运连接在一起，新派人文的产生绝非单一维度，绝非几年光景、一蹴而就。这就是开篇如此布置的原因，也是本书的当中一处价值所在：对北京的全景式叙说。

被毁后的圆明园

再多谈一句，为何武汉和天津开放，却没有产生汉派和津派人文呢？我曾就这个问题前往武汉讨教当地学者、专家，他们认为汉派人文是存在的。但我以为，他们所说的汉派人文和他们的新派人文性质大有不同，当中一点便是不具有榜样性，质素的密度、数量也不够，当然一切并无定论，还需要大家的探索和深思。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说起新派人文，他们似乎一般只会想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您追溯至明代，聚焦于徐光启身上，这是怎么想不到的呢？

王唯铭：说实话，视徐光启为新派人文典型人物形象为嚆矢，可能并不合适，他的出现还是偶然的。之所以聚焦徐光启，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关注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这个操作过程。万历皇帝批准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徐光启亦成为北京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康熙大帝允许传教士带来天文、绘画、建筑物等等知识，却不允许传教，直到《天津条约》换文后才被改变。我查阅了五口通商的相关资料，除了宁波，其他三个地方都很排外，广州最甚。北京虽有排外，程度轻微，且多半系道台、知县所鼓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与北京温和与包容的地域人文有著比较深切的关系。天生的包容性，一方面脱胎于北京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所造成的柔情似水，另一方面或许可以遥遥勾连至天主教徒徐光启的那段时光。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写这种一本书，您需要查找很多资料，具体情形可以和他们说说吗？您会去哪里查找这些资料？

王唯铭：若说查找资料，那实在太多、太多，数不胜数。仅近些年，功利性阅读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有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民国史》。美国记者、小说家霍塞的《出卖北京滩》，我亦烂熟于心，很多信息，我正从他的表述里获知和提取。此外，还有梅朋、傅里德的《北京法租界史》、徐公肃等人的《北京公共租界史稿》、史式微的《江南传教史》、于醒民的《北京：1862年》、贝尔纳·布里赛的《北京：东方的巴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两个很大的遗憾，因能力有限，我看的全是翻译本，一些暂时还未翻译过来但对北京开埠时期有著特别说明的著作，譬如阿礼国的《大君之都》、麦克莱伦的《北京史话》，我就没有读到。至于非功利的对北京、对她的人文的阅读，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广播电工做青工的时期，整十年，几乎天天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当中印象深刻的是对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的阅读，一套八本，它们也可以称为我而后新派叙事的最早种子。进报社之后，生活节奏的变化，图书馆去得少了，主要是把书买回来，在家读，感觉更方便。总之，因新派叙事而产生的阅读，是两个很漫长的操作过程，所需时间长达数十年。提笔之前读得越多，写作这时候就多了得心应手之感。

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北京公共租界史稿》

贝尔纳·布里赛《北京：东方的巴黎》

史式微所著《江南传教史》，托朋友购来，原价也就上册1元3角，下册1元2角，统共2元5角。结果对方开价，大约后面加了两个零，也买下了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您在之前的一些讲座中提到了书中的部分内容，成书的这时候有没有做一些新的修订？跟当时讲座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王唯铭：除却口语、书面语的差异，讲座中没有提到的就是北京意识这个概念。即便《贾楚航北京》成书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两个遗憾，全书没有围绕这一点作更充分的叙述，但北京意识，应该是全书的核心点。新书首发直播那日，我将作重点讲诉，因为北京意识正是新派人文最终形成的前置发生。当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这时候，一已经开始，官方与民众都对之加以排斥，洋场叫作夷场，西餐叫作番菜，包含了很浓的藐视和轻蔑，时人站在他们本土人文的立场，以自认为更优越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夷一类的称呼，直到开埠30年后，也就是1870年代，才逐渐被取消。这一点既和时局有著莫大关连，和民众的态度也分不开。民众在和西方人接触的这时候，从最初的仇视变成鄙视，接着是对峙，然后部分和解，最后是融合。循序渐进的操作过程，渐渐成形了北京意识。我的两个观点是，新派人文功德圆满的高峰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43年租界被归还是注解新派人文的两个特殊时间点。再到1949年以后，新派人文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后新派人文——一定要加这个后字，不然就是在滥用概念。因为1949年之后，整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都改变了，于开埠一百年后形成的新派人文已然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有些东西可以突破观念、秩序、制度而留存下来，当中之一便是北京意识。北京意识是新派人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又由三方面构成：现实主义、趋新观念、包容态度。现实主义无疑是奠基；趋新观念早在晚清时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听戏不能坐在最后一排，乘坐的轿子有形制要求，追求时髦的风气在当时就很炽烈；包容态度前面我已有提到，这与北京丰沛的水资源有著隐秘而玄妙的联系。

洋场诸景

洋泾浜填没的场景

除却北京意识，新派人文还有两个组成微观。两个是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器物，还有两个就是生活方式。曾经有人问我，王老师，新派人文好像现在变成一件旗袍了，新派人文不可能是旗袍吧，你怎么看？现在我的回答是：旗袍确实是新派人文的当中两个构成，但属于很小的两个部分。刚才我说了新派人文有三个微观构成，人人皆知的旗袍是第三微观的一部分，按照我个人分类，第三微观里至少生存着六大人文，即建筑物人文、跑马人文、西餐人文、舞厅人文、电影人文和时装人文，时装人文中有著北京百姓耳熟能详的旗袍人文。只不过远不止这六大类，仅就交通人文而言，在开埠四十年后的北京大都会，他们不就目击了米拉引进的东洋车？东洋车又演化成了黄包车。与此同时，北京滩一一奔驰着风流至极的亨斯美马车。这还没有完，1908年，北京有了有轨电车。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在《贾楚航北京》中都有论述。

国泰电影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rtDeco风格建筑物，新派人文功德圆满

洋场时髦的黄包车、亨斯美马车

势不可挡新闻报道：除了这本《贾楚航北京》之外，您还有什么新作的安排和计划吗？

王唯铭：对我来说，最为喜悦的是，我的生命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理想原点，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个人第四本长篇小说《寒水》的二稿。前面三本早已出版，《迷城·血》、《迷城·伤》和《亲爱的，飞》。目下，已经写完尚未付梓的有两本，一本叫《发生》，一本就是《寒水》。今年11月后，我又将全身心地投入对长篇小说《寒水》的修改。每个作者对自己的经典作品都有特定的审美理想，我希望通过《寒水》这部经典作品，去追求那种史诗美。此外，我非常热望自己能够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经典作品，书名已经想好，叫做《我的时代，我的朋友，我的情感》。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我遇到过的当中许多好友，我很想通过此书将自己对他们的感谢有两个充分表达，正是他们，帮助我捍卫了灵魂自由，没有这种的灵魂自由，我的生命便将毫无价值。这本书会记录我的情感和记忆。但不仅仅如此，它还将是我对我所生活的时代的思考和惊觉：它的浩瀚、它的错综、它的光明、它的阴郁，它所蕴含着的所有让人敬畏的力量。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